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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局村位于镇政府驻地东北向10公里处,豪利777娱乐网上开户:北邻渤海,距海岸线10公里,东与新户镇东六合村隔沾利河相望,南与奇古村、八顷村、公司村毗邻,西与新立村接壤。境域总面积5.3万亩,2015年全村总户数287户、总人口913人。土地面积居全镇各村之首,人口数量列第三位。      

  村庄由来

  1922年春,广饶县三水口村村民刘增田为生计,携家室最先到今郭局地带垦荒种地。其后,有无棣县郭光千(郭四)、阳信县劳店乡劳辞长先后到此圈地开垦耕种,势力渐长。郭劳两家为防盗贼,各设立护卫机构,时称“局子”,养护卫人员,日夜巡逻田间,看护庄稼等,人称两家“局子”为郭家局子、劳家局子。郭家局子居南,劳家局子占北,逐渐落成两个自然村。另在郭家局子西北5公里处,自鲁西南迁此的灾民形成一自然村落,称“小新庄”。1938年8月12日(农历七月十七日),特大海潮突袭该地,劳家局子、小新庄两个自然村被潮水夷为平地。郭家局子因地势略高,且房屋地基多为防海潮垫高1米以上,故海潮时受损不大。但大多垦户因土地无法耕种,或回归故里,或迁往他乡。劳家局子劫后余生并留居者迁往“郭家局子”,“郭家局子”村名得以沿用,后简称“郭局”。

  现村民宫怀林住处北侧,原有一处旧建筑遗址,20世纪80年代前,郭局北村人皆称之为“四合”,据老人说,此处原为一四合大院,是早先的局子所在地。当时,房台及外围院墙地基尚清晰可辨,因此处地势高,土质好,被附近村民开垦成菜地。

  自成村后,郭局村的村址变化不大。中心区基本稳定,但先前居民较今居住分散且呈南北狭长分布,最北部居住者已临近半截河,距现村十字街西北向近十华里范围内都有居民散居。

       

  抗日战争时期的郭局

  郭家局子地理条件特殊,史料记载,“从车子沟至湾湾沟海岸(陡崖南段)纵深平原草地8公里,芦苇、茅草高1.2~0.5公尺,便于部队活动,有伪装隐蔽条件,并直通内地郭局一带畅行无阻。”

  郭家局子解放(1941年)前,其沿海一带匪乱层出不穷,这些人打家劫舍,敲诈勒索,绑票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各股土匪力量或相互火并,或相互勾结,各种势力竞相角力,搅得方圆百公里内的群众不得安宁。甚至有些个别人假借土匪武装的名义,虚张声势,向群众勒索钱财。郭家局子一带号称“三不管”的小新庄,就有为数不少的人操此业为生。国民政府对有些形成气候的土匪势力或剿灭或招安,1934年,拥匪200余人的李子文被国民党鲁北指挥部赵明元的副官刘景良(临朐人,后任鲁北保安司令)收编。1936年,李子文这支部队又归山东省海军司令刘岳亭管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鲁北平原,刘岳亭的司令部由利津撤走。李子文所部被刘景良编为水上保安队,李子文任水上一团团长,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命其率水上保安一团驻郭家局子一带。这时的李子文手下已经有500余人,设三个营,一营营长郭善贵,二营营长裴凤五,三营营长张希全,三人皆为土匪出身,是些亡命之徒,个个手毒心狠,血债累累。水上一团占据郭家局子后,声势浩大,威震沾化东部,匪众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控制着套儿河至潍河的沿海一带。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还没有延伸至郭家局子地区。

  1941年9月25日,山纵三旅部队攻占义和庄东侧的王集村,28日晚,对义和庄形成包围之势,10月1日下午将奉何思源命令从郭家局子驰援义和庄的李子文击毙于义和庄东北角,李子文所部溃散,一个营投奔傅瑞五(1944年12月傅瑞五率部接受八路军改编,任沾棣独立团团长),另二个营蹿向利津。10月2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夜,七团一营担任主攻,突破义和庄围墙,敌随即瓦解。因兵力不足,三旅未能将义和庄完全合围,鲁北行署直辖第3旅旅长吴德胜率张俊亭、傅瑞五等残部从西面突出,后投降日寇。住老鸹嘴的何思源等部队闻讯后,亦率部逃窜。三旅在义和庄歼敌1000余人,击溃2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其中机枪2挺)、战马100余匹和粮食物资一大宗。

  三旅攻克义和庄后,继续北进,相继攻克老鸹嘴、太平镇、郭家局子、套儿河等敌据点。郭家局子解放后,国民政府在此地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

  为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1年11月,山纵三旅一团派共产党员张路南(化名)秘密进驻郭家局子。张路南此行有两项任务,即发动群众抗日和开展党的工作。进村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张路南来到郭家局子酒坊。郭家局子酒坊在鲁北沿海一带很有名气,酿造的高粱酒销路非常好,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就爱喝该酒坊的酒,其率部驻老鸹嘴时,经常派人来此买酒,酒坊的生意非常红火。张路南找到了由无棣县逃荒到此谋生的酒坊伙计蒋述歧、孙金亮、张树和,对三人分别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教育。蒋述歧、孙金亮、张树和三人都是穷苦大众出身,年龄相仿,命运相同,他们整天在一起劳作,私交关系非常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后,将三人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张路南因工作原因,很快调离郭家局子。

  不久,清河军区党委又派党代表陈诚一来到郭家局子。陈诚一到来的当天深夜,天正下着小雨。他身披蓑衣,腰扎草绳,召集新发展的三名党员开会,宣布成立郭家局子党支部,并进行了具体分工,蒋述歧任党支部书记,孙金亮任宣传委员,张树和任组织委员。河口地区第一个党支部——郭家局子党支部在抗日烽火中秘密诞生了。此时,由于抗日形势急剧变化,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加之沿海一带国民党匪顽的时常侵扰,党的活动尚不公开。

  陈诚一周密地布置了党支部的活动计划后,第二天清早就离开了郭家局子。1942年1月,中共海上工委在郭家局子成立后,以蒋述歧同志为核心的郭家局子党支部积极开展工作。同志们白天在酒坊里干活,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晚上秘密配合中共海上工委,扩大党的宣传,发展抗日群众组织,壮大抗日力量。此后,郭家局子党支部又秘密发展了刘民生、刘金生(不久二人回老家河北盐山开展党的工作)、张希田、王洪利、刘凤礼、徐怀村、赵广山等七人加入了党组织。这些党员都是思想进步、立场坚定、不怕牺牲、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人,有的党员担负着“地下交通员”的艰巨任务。1942年,时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的黄骅途经郭家局子,在清河区党委领导的陪同下,将郭家局子的党员召集起来,当众宣布党支部的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随着党组织活动的公开化,一股强大的抗日涌流在郭家局子迅速形成,群众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在海上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郭家局子党支部、村公所(后称村政委员会)不断扩大党的宣传,积极发展抗日民主组织,迅速壮大抗日力量。自1942年1月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成立了以蒋述歧为会长的“农救会”,以郭翠、苏宝莲、程氏先后任会长的“妇救会”,以进步青年魏芝菊为会长的“青救会”。一批青壮年群众也随即自发地组成了民兵基干队(又称民兵自卫队、民兵自卫团),魏芝菊任队长。队员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站岗放哨,配合海上工委开展工作,机智勇敢地与日寇作斗争,与海上工委并肩作战,多次粉碎日寇的扫荡阴谋。

  1942~1944年初,驻扎在沾化、利津的日伪军对沾化东部解放区频繁进行扫荡。

  1942年,日寇扫荡八路军垦区根据地,设在中合堂村的八路军被服厂处于危险境地。在上级指示下,海上工委组织郭家局子民兵自卫队队员协助被服厂转移隐蔽。孔庆春等人与被服厂的同志一起,来到中合堂以北1公里、郭家局子东南3公里的偏僻之处(现奇古村一带,当时的奇古尚未立村),将布匹等军需物资埋藏在荒地里,军用物资未受任何损失。

  1943年春,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清河军区将垦区八大组医院迁往垦北大荒洼分散隐蔽,有的伤员转移至郭家局子一带。郭家局子的党员和自卫队员承担了掩护八路军伤员的任务,他们在村庄以西的青纱帐内挖出地窨子,把八路军伤员隐蔽起来,并负责照顾伤员,为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日本侵略军最后一次发起的对郭家局子的扫荡中,鬼子一进村,就对凡是他们认为有我党活动踪迹的房屋放火焚烧,村内许多民房因此被毁。日寇妄图就此消灭郭家局子的抗日力量,吓倒抗日群众,从根本上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郭家局子党支部和民兵自卫队迅速行动起来,将海上工委书记常国兴(化名,实名张应举)安排进民兵自卫队居住房屋的夹墙内,将其警卫员李清潘藏在村南的蒿草丛中。为将敌人引开,自卫队员边跑向村西南方向,边投掷手榴弹(仅有两颗)、放枪,以转移敌人视线,海上工委机关及其负责人借机得以安全脱险。郭家局子民兵自卫队队员崔振增、刘克典带领民兵连夜帮助海防办事处掩埋文件,避免了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郭家局子村党支部、村公所(村政委员会)和各抗日群众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在海上工委的领导之下,抗击日寇伪顽,在清河区和渤海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义和庄解放后,八路军威名大振。经我地下党员郭士臣做工作,1941年农历九月,沾化县下渔民自卫队40余人,在巴殿阳带领下,携枪30余支到义和庄投奔八路军。年底,山纵三旅一团团长郑大林指示,以下渔民自卫队为基础成立海防大队,巴殿阳暂任海防大队副大队长,主要任务是保护渔民海上生产安全。1942年2月,山纵三旅一团改编为山东清河军区直属团。为进一步加强海上力量建设,维护海上治安,保障海上交通,10月,清河军区正式成立海防大队,李伯钧担任大队长兼海上工委委员,常国兴兼任政委,巴殿阳为副大队长,李文秀任协理员兼副政委,驻郭家局子一带。海防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人员200余人,大队为营级单位,隶属于垦区独立团(1943年5月,清河军区以垦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为垦区军分区),一中队(原巴殿阳海防大队)驻防郭家局子,中队长姜文山,指导员吕东方。1943年春,收编孟吉文部,编为四中队。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军区,2月,清河军区海防大队改称为渤海军区四分区海防大队,同年秋,收编广饶马家楼子土匪部队,编为五中队。同时通过向地方招收兵员,队伍逐渐扩大到600余人,拥有木帆船10多艘,装备机枪7挺、长短枪500余支、六○炮2门,大队建制仍为营级。大队负责巡逻警戒从沾化县套儿河至利津县老爷庙、寿光县羊角沟一带数百里海域,开展海上对敌斗争,巩固沿海根据地,保护渔民生产和垦区税收贸易以及海上交通,开展大生产运动,反击日伪扫荡等。期间,1943年夏,海防二中队利用地熟之优势,在北部渤海刁口烂泥战斗中,缴获日军货轮一艘;10月,海防大队配合骑兵大队在沾(化)利(津)垦(利)沿海地带剿匪,除外号王小黑(乳名)的惯匪王兆龙脱逃外,基本肃清沿海匪患。同年冬,参加冬季“反扫荡”,在黄河入海口附近的茅思坨营救出被日寇围困的地方干部群众近300人。1944年夏,配合主力部队发动夏季攻势,先后攻克了利国、张王、富国、泊头、黄升、下洼等日伪据点。1945年参加了解放沾化县城和无棣县城的战斗。

  1942年,由于日伪对解放区根据地实行“蚕食”和扫荡,冀鲁边和清河两区的海上联系受阻,而两战略区的联系主要依靠海上。由于郭家局子及周边一带沿海潮间带长、水位浅,日伪的大型舰船不能行驶,即使炮艇也很难靠近沿岸,海防大队的木帆船可以较安全地沿海边行驶。冀鲁边区从海上派人来,都要经过郭家局子,由办事处开具介绍信,然后由海防大队护送至清河或胶东。清河区派人到两区,亦是如此。海防大队曾护送过黄骅、邢仁甫(后投敌,解放后被正法)、周贯五(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政治委员兼冀鲁边军区政治委员)、刘格平(时任中共天津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等领导干部,护送的一般通讯员、工作人员不计其数。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邢仁甫唆使军区手枪队长土匪出身的冯冠魁带人假借汇报工作之名,将在沧州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查会议的黄骅和参谋长陆成道等七位同志残忍杀害(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事后,邢仁甫隐瞒事实真相,企图拉部队叛变。冀鲁边区党委组织干部科科长朱凝(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的爱人),带着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的口信,化装后从郭家局子由海防大队护送到冀鲁边区党委驻地新海县报告情况。

  1945年9月,渤海第四军分区海防大队随渤海军区主力参加对日大反攻,随后与滨县独立团1营和渤海四分区直属2营(利津县独立营)西进津浦线作战,参加对德州伪军围困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迅速从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战场。1945年9月下旬,杨国夫师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渤海军区七师挺进东北,郭局籍的王安芝、张宝温两烈士即为七师战士。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军区(1944年1月,改称渤海军区四分区)海防大队与日寇斗智斗勇,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为粉碎日伪“蚕食”和扫荡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就有八路军战士牺牲在了郭家局子。村子西北曾有一片坟地,有一名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女战士就掩埋在这里。因无名坟茔太多,后人已经无法辨认出女战士的坟墓,最终没能将女英雄的遗骸保存下来。在1985年的渔业大开发时,这些无名坟茔也湮没于工程之中。

  在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地方武装也在迅速发展起来。

  1942年2月,部队整编,黄河中队、利北中队、青年中队合并整编为垦区大队,驻郭家局子。大队长张孝屏,副大队长赵华川,教导员由子真,特派员黄震,军需员田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马佩珠,指导员刘子甫;二中队队长王钦典,指导员徐文;三中队队长马宪享,指导员段学贤。垦区大队共172人,长枪115支,短枪12支。除奸队队长王强在垦区很有名气,对日、伪军有一定的震慑力,日、伪军内曾流传着“谁丧天良,碰上王强”的顺口溜。

  1943年5月,垦区大队改编为垦利县独立营。独立营主要活动在清河区沿海一带,常驻郭家局子。朱志明、张伯令先后任营长,王林、杨世保先后兼任政委,协理员由子真,特派员王道生,副营长张孝屏(该营由清河军区垦区独立团营长朱志明带一个主力连与垦区大队合并而成)。下设三个连,1连连长张友光,副连长宋家烈,指导员王子勤;2连连长马佩珠,副连长段学贤,指导员郭士彬;3连连长王春林,指导员宫保安。当年,朱志明调任清河军区特务营营长,并带走独立营的1连。张伯令奉命从沾化县独立营调任垦利县独立营营长,并带来一个连队,仍编为独立营1连。

  20世纪30年代,郭家局子已经成为一个设施简陋的水陆码头,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等地的商人都到这里来做买卖,主要是贩运垦区的粮食和土特产,渔船、商船、货船往来穿梭。1941年10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区在老鸹嘴会师后,山纵三旅副旅长杨国夫在老鸹嘴住了十几天。期间,杨国夫带领警卫员和骑兵班的10余名战士到郭家局子视察,亲临郭家局子码头。杨国夫的警卫员回忆当时的情况,“大船要在远处停泊,用小船驳运货物……空气中飘着臭鱼烂虾的味道……垦区把粮食、棉花、红枣、海米等土特产贩到天津,再从天津运回来生活用品等”。

  为保持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打破日伪的海上封锁,加强沿海地区的斗争力量,搞好通商贸易,1942年1月,清河区委在郭家局子兴建码头,设立海上工作委员会,常国兴任书记,王洁亭任副书记,委员有杜震东、邢军、张举千。随后设立行政办事机构——海防办事处,常国兴兼任主任,杜震东任副主任。同时设立滨海税务总局,常国兴任局长。三个机构同时设在郭家局子村西一个四合院内。海上工委和海防办事处均直属清河区委领导,三个机构负责组织对外贸易,开展税收工作,并保证冀鲁边区、清河区、胶东三个战略区的海上联系,维护海上治安,保障渔民生产安全。

  海上工委组织的渔民救国联合会,为渔民谋福利当后勤。渔民出海,联合会供应淡水、米、面粉等生活用品及棕绳、油漆、布蓬等船用设备物资。对缺乏资金的渔民,还予以贷款扶持。把渔民联合会办成了名副其实的渔民之家。

  1942年前后,沾化、利津县垦区的粮食大丰收,除本地食用外,尚有大量剩余。但农民缺钱,军队缺枪支、弹药和日用品。值此时机,海上工委开始组织对外贸易。天津、大连的粮商们通过各种关系(当时规定,初次来解放区的商人,必须经人介绍)纷纷从外地买来军火、药品、染料等军需品和物资,走水路到解放区兑换粮食,郭家局子一时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渤海区第四专署又规定“凡敌占区船只来我防区,必须挂起‘渤海旗’,否则不准靠岸。”渤海旗是一面红旗上印有“渤海”两个艺术字体,由海防办事处裁制的专用标志性旌旗。

  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几家大型商店在郭家局子相继开业,时有渤海军区“中兴”商店、公私合营“天祥”商店,渔业供销合作社“福顺东”,等等。商店直接与外地客商洽谈生意。专署与地方、军区与地方合伙办实业,做生意。此时的郭家局子主街道两侧已是商铺挨着商铺,店家挨着店家,商店里土特产、日用品琳琅满目,饭馆、旅店、货栈、酒坊、油坊、布店、药店的生意红红火火,大街上、港口上车水马龙,热闹繁忙。郭家局子成为繁华之地,住户猛增至4000余户,常住人口达到14000余人。1943年冬,沾化县第一个国营商店——义和永在郭家局子开业。随后,宗兴、天祥、海盛、海兴、福顺东、信昌、仁合等货栈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垦区耳熟能详。这些货栈通过港口对外开展贸易,生意做到了天津、旅顺、大连、青岛、烟台等地。在郭家局子异常繁荣的同时,垦区地委也在此设立了清河北海银行、垦区滨海税务总局和郭局税务分局等机构。郭家局子成为了清河军区重要的战略后方,也就有了“义和庄、大洋铺、郭家局子、新迁户”的说法,这个处在“东洼”之地的偏僻村庄名声大噪,被称作“小上海”。

  滨海税务总局和郭局税务分局在保证各贸易单位正常贸易的同时,及时地促进税收、壮大财政,有力支援和保障了清河区及清河军分区的需求和发展。主要的税收来源有三个,“过境税”,来往于下洼、天津、大连的敌占区商船,通过八路军控制的套儿河时,郭局税务分局所设税卡向其征收过境税;“出入口税”,向粮商船征收出口税,向货商船征收进口税;“渔税”,向出海作业的渔民征收少量渔税,并给他们颁发渔业生产证书。为防止商船偷税漏税,郭局税务分局在商船必经之路的套儿河、神仙沟和湾湾沟设置税卡。税收主要收取北海币(解放区币),其次是日本准备票、国统区中交银行法币。税率一般为20%,多则100%,最好的月份收税达30万法币或北海币,年税收额300万元左右。

  当地流通的“北海币”由北海银行发行。北海银行于1938年8月成立,其发行的货币是清河、冀鲁边、胶东、鲁中、鲁南各解放区的合法流通货币,各地银行发行的货币上盖有不同的印章,如“掖县”、“胶东”、“清河”等,郭家局子一带为加盖“清河”的北海银行币,由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发行,群众习惯称之为“渤海票子”。

  1942年8月,为协调、指导垦区及沾化、利津、滨县等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共清河区委决定建立中共垦区工委(地区级),张辑光任书记。同时,组建清河军区垦区独立团,杨信任团长,张辑光任政委,垦区独立团辖军区直属团4营、垦区大队、海防大队、沾化县大队等地方抗日武装。1943年5月,为进一步加强对垦区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中共清河区委决定,将中共垦区工委改建为中共垦区地委,辖蒲(台)利(津)滨(县)三边县、沾(化)利(津)滨(县)三边县、沾化、垦利等县(工)委和海上工委。垦区地委书记陈德,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文,宣传部长刘洪轩,群委会书记兼农委书记王宗东,工委书记张居千,妇委书记刘孟(女)。同时,清河军区以垦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垦区军分区,司令员王兆相,政委陈德,副司令员杨信,副政委辑光,参谋长胡兰芝,政治处主任李焕,下辖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共600余人。同年10月,成立垦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垦利、利津、沾化、滨县等县和海防办事处。垦区地委、行署机关驻郭家局子,这是郭局历史上驻过的最高级别的党及行政机关。

  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原清河区地委、专署、军分区分别改称为渤海区第四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辖垦利、利津、沾化、滨县、蒲台、沾利滨三边、蒲利滨三边等县和海上办事处。徐斌洲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文任地委副书记,冯鼎平任专署专员,冯基民任副专员,王兆相任军分区司令员,程绪润任副司令员,李焕任政治部主任。驻地仍在郭家局子。

  1945年9月,渤海行政区所辖6个专区调整合并为4个,原第四专区加上第三专区的一部分县仍称第四专区。1946年上半年,山东解放区的行政区划又进行了较大调整,渤海行政区第四专区专署由郭家局子迁驻阳信县。1950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奉命撤销各个行署区,组建新的专区,渤海区撤销,所辖区域划归惠民专区。

  解放战争时期的郭局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海上保安旅及水匪团长王兆龙不断在渤海湾游弋,伺机对解放区进行偷袭、骚扰,给郭家局子一带的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渔民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1946年3月,海防大队在德州土桥地区开展百日大练兵运动。4月,海防大队2个中队合编为渤海军区特务2团2营4连,另一个中队返回渤海军区四分区郭家局子根据地重建海防大队。

  海防大队在渤海沿海地带的陆上军事力量已经占有优势,但是海上力量相对薄弱,船只和武器都处于劣势。大队只有十多只木帆船,武器主要为步枪,每个连队配备2挺机枪。王兆龙海匪武装配备有“火轮船”、自动步枪和大量机枪,窜犯于渤海军区垦区沿海一带和渤海湾畔,严重威胁了渤海军区大后方垦区根据地的安全,牵制着渤海军区海防支队外出跨区作战。为适应变化的形势和任务,海防大队不断地进行扩编和整编。

  国民党水上司令孙连仲不断派王兆龙到沿海一带骚扰。在此形势下,上级决定成立海防支队。1947年2月,渤海四分区海防大队三个中队与沾化县某连(原沾棣独立团傅瑞五旧部、渤海四分区直属团2营6连)和无棣县大队一部(无棣县大队副政委崔魁生率部升级)合编为渤海四分区海防支队(团级),下辖四个大队,1900余人,支队长傅瑞五,政委李文秀,副支队长李伯钧,政治处主任崔魁生。海防支队拥有木帆船30余只,负责无棣埕口至寿光羊角沟(今寿光羊口)数百里海域。其中海防支队一大队驻郭家局子,大队长巴殿阳,教导员岳富孝。在此期间,沾化一带土匪还乡团活动厉害。7月,部队从前线抽调3营回沾化,改编为渤海军区海防大队,大队长王雪,教导员李凤翔。海防大队驻守郭家局子,保卫海防,后来发展到七个连700余人。8月,海防支队配合沾化县、垦利县和利津县地方武装围剿天津特务机关派遣的尚春和、陈廷茂部股匪。

  1947年7月,渤海一分区海防支队、渤海二分区海防支队和渤海军区羊角沟海防大队以及两广纵队部分干部合编为渤海军区海防总队(师级),司令员肖平,政委辛易之,参谋长傅瑞五,副参谋长李伯钧,政治部主任辛易之(兼),政治部副主任李文秀,后勤处长巴殿阳。总队下辖2个支队和1个水兵大队,兵力3400余人,总部设在张口店,负责范围东至羊角沟,西至埕口以北的二十四铺。后来总队以下辖各部队驻地为单位调整为五个大队,其中原渤海四分区海防支队一大队调整为“郭家局子大队”,驻郭家局子,大队长刘兆山,教导员岳富孝。7月中旬,匪首陈廷茂、陈廷藻率匪70余人,从天津乘船由海上潜入垦区,他们从刁口上岸后,晚上袭击了罗镇区公所。战斗中,区公所2名干部牺牲,12名干部被俘,其中2人遭敌活埋而牺牲。垦利县剿匪第三指挥所组织县大队1个排、2个区中队和海防总队郭家局子大队1个连,并有民兵配合,对匪特进行清剿。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此股敌人正在沾化、利津交界处活动,清剿队伍立即前往包剿,打死敌特10余名,缴获部分长短枪,其余匪特狼狈逃窜。

  由于指挥不利,时间不长,11月渤海军区海防总队撤销,恢复海防支队,支队长李伯钧,政委李文秀,副支队长姜文山,政治处主任席华亭。下辖四个营,郭家局子大队缩编为1营,营长刘兆山,教导员为岳富孝。解放潍县时,支队打阻击,番号为新编13师24团。

  1948年1月,渤海军区发起津南战役,渤海军区海防支队雪夜行军40里,奔袭并攻占长芦盐场,俘盐警总队200人。3月,海防支队大部编入第四军分区24团和补充渤海纵队。7月,渤海四分区24团1营、2营与渤海军区警卫营合编为渤海军区警卫团。3营由李凤翔率领调回沾化县改编为渤海军区海防大队,驻守郭家局子,保卫海防,后来发展到七个连700余人,大队长王雪,教导员李凤翔。1949年5月,渤海军区海防大队与骑兵大队合编为山东军区警备10团。

  1948年3月,郭局区划归海滨县,同时建立海滨县武装工作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教导员各1名,辖2个连6个排,共250余人,其中一部驻郭家局子。1949年全部编入主力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郭家局子村的青年们积极参军,先后有35人参军。一部分战士与主力一起随大部队投入到了全国的解放大军,南征北战,英勇杀敌,部分优秀儿郎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一部分战士随海防支队留下的一个大队驻守郭家局子一带,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海上贸易,保卫解放区,抵御国民党残余王兆龙部的侵犯。

  1946年11月15日凌晨,海防支队四大队(水兵大队)大队长张友栋带领10余名战士乘“斑蝥”号木帆船给驻刁口的4连运送弹药,船出河门二三公里,遭到王兆龙部的敌船围攻。当时,敌匪大小船只30余条,展开队形攻击“斑蝥”号。在此危机时刻,“斑蝥”号迅速向刁口进发,王部紧追不放。中午时分,“斑蝥”号在离岸三四公里处搁浅,王部乘机猛烈进攻。敌匪小船在前,一直试图靠近“斑蝥”号。敌小船被称作“海兔子”,不仅跑得快,且灵活机动。船舱外蒙着厚厚的铁皮,船体黑乎乎的,表面溜光溜滑,只留射击口,这种小船又被称作“水上坦克”,作战能力强。“斑蝥”号用机枪压制住敌人火力,阻止敌船靠近。当距敌船只有40来米远时,全体战士一齐投掷手榴弹,然而不等手榴弹爆炸,就会滑落到了水里。张友栋派人迅速涉水上岸,通知4连支援。4连战士跑步前进,1排涉水上船支援张友栋,2排、3排乘4条船出海作战。王兆龙见势马上调整战斗部署,亲率20多条船正面进攻,另9条船从后面攻击,“斑蝥”号腹背受敌。4连2排、3排集中火力阻击正面之敌,“斑蝥”号向后面的敌船猛烈扫射。经过一阵激战,9条敌船有7条船帆被打落,失去动力,10多人被击毙,敌乱作一团,慌忙逃跑。王兆龙打旗语督战,已无济于事。当敌人重整旗鼓再次进攻时,海潮上涨,海防支队搁浅多时的3条大船推滩出海。大队长张友栋与4连战士分乘大小8条船一齐出击,敌船首尾不能相顾,拼命逃跑,4连追击一夜,次日黎明追至天津大沽口附近海面,敌人逃入河汊,4连胜利返航。此役被称作“刁口激战”,来自郭家局子的战士赵殿林、马振福参加了这次战斗,马振福在战斗中光荣负伤。

  1947年9月,王兆龙率部由东沽退逃烟台龙口,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第五专区自卫团2营,仍不断到渤海湾进行侵袭骚扰。

  1947年农历十月初,海防总队郭家局子大队的一个排和一个机枪班49名战士奉命到羊角沟(今寿光羊口)运输武器装备,在郭家局子以东黄河入海口(现仙河镇神仙沟入海口一带)西侧的烂泥滩上与王兆龙所属部队展开了激烈海战,即“烂泥战斗”。

  郭局籍穆洪彬等49名战士在大队长刘兆山的率领下,分乘6艘帆船,从郭家局子东北角的湾湾沟出发。2艘“燕儿飞”在前边开路,“盖海”大船居中,3艘“马槽”殿后。6艘船在偏北风的吹送下,顺着激流,横穿荆条沟,向羊角沟进发。临近黎明,海面上升起浓雾。船队行至烂泥滩时,放哨的战士发现海面上有多个手电筒光闪动,经仔细观察,距离我船队不远处有十七八条形似“二桅子”的船只,初步判断即不像渔船,亦不似商船,刘兆山队长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此时,海面上浓雾渐消,天光渐亮,对面船只也渐渐靠近,刘队长和战士们凭借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已明确判断出敌匪船形迹,战斗一触即发。十五六只敌船在2艘“水上坦克”的掩护下,成扇形向郭家局子大队船队包围过来,战斗随即打响。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匪的猛烈进攻一次次被海防大队战士们击退。但终因敌众我寡,我海防大队伤亡很大。中午时分,大船上牺牲七八个战士,负伤四五人,刘兆山腮部受贯穿枪伤。此后,一条“马槽”船被敌船拖走,船上6名战士被俘,敌人将他们捆绑后吊至3条船的桅杆之上,其中十八九岁的六班长韩某禄变节,劝降海防大队,刘队长命令4班的神枪手陈继光将其击落海里。太阳偏西时,郭家局子大队能战斗的人员只剩20来人。刘队长命令船队向烂泥深处撤退,避开敌人的火轮船。烂泥滩水浅,敌火轮吃水深,进不来。敌人一发现郭家局子大队船队举动,又开始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强大的交叉火力使我方无法组织有效反击,刘队长命令大家撤进船舱,敌人乘机登上我方“盖海”大船,将枪口伸入船舱劝降,被两名郭姓兄弟把枪夺了过来。后敌撞击我船,没能撞翻。敌人再次登上我船,又伸进2支枪筒,一支被郭家兄弟夺下,刘队长夺枪未果。我方六七颗手榴弹甩出船舱,敌人撤退。天黑,刘队长安排战士出去送信,求援兵。郭家兄弟自告奋勇,兄弟俩先后出船舱,均被敌击中牺牲。后,穆洪彬与纪基山成功离船,赤条条的穆洪彬与纪基山一同游上海岸。此时已经天亮,冻得手脚已不听使唤的二人在一垛芦苇旁取暖时,突围出来的刘兆山队长和一部分战士赶了上来。此后,地理较熟的高文清(陈庄人)与其侄子到十几里外的垦利县钟鼓店找当地的党组织和村干部,其他人原地等待。太阳偏西时,5条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渔船将他们救上了船。

  钟鼓店的群众热情款待了刘兆山等7人,垦利县县长亲自接见并慰问。第三天,垦利县政府派马车将他们送到义和庄。当天,刘兆山和战士们就返回了郭家局子。

  这次海上遭遇战,海防支队损失1个排和1个机枪班,牺牲42名指战员。王兆龙本意是乘解放军主力部队外出作战之机,带着匪顽组成的还乡团数百人,乘2艘火轮船和21条“二桅子”,偷袭郭家局子粮站,没想到与郭家局子大队发生遭遇战。虽然我方损失惨重,但也打乱了敌匪的计划。

  这一时期,郭家局子党支部、“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郭家局子民兵成为海防大队的坚强助手和后备军,和海防大队一起保卫着家乡的安全。同时,他们还照顾军烈属的生产生活。自1947年5月起,依照上级指示,郭家局子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青壮劳力纷纷报名,加入“担架队”、“轮战营”随军支前。在战火硝烟中,穿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运送物资,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广大妇女群众在“妇救会”的组织下,积极发展生产,做军鞋、缝军服,送亲人参军参战,彰显了郭家局子妇女群众优秀而坚强的革命品质。

  郭家局子土地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按人口进行了分配。土改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纷纷成立“插伙组”,互帮互助,优势互补,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此时的郭家局子商贸业已经相当发达,“港口”优势进一步凸显,军火、粮食、药品等各种物资来此地贸易、周转,郭家局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支援了前线作战和解放区建设。

  土地改革时期的郭局

  1949年初,国民党山东保安4旅扩编为50军270师,王兆龙部改编为该师警卫营。6月,王兆龙部随270师由青岛登船南撤海南岛。8月19日,解放军24军72师攻占长山列岛,山东全境解放,垦区再无战事,郭家局子沿海一带进入和平时期。

  1949年底,山东军区警备10团改编为海防大队和骑兵大队,正式为团级单位。海防大队驻郭家局子,大队长王雪,政委李凤翔。1951年1月,海防大队改编为警备6团,政委张新华,政治部主任朱端绪,参谋长王雪,团部驻沾化县下洼。警备6团辖4个连,分防下洼、耿局、郭家局子等沿海地区,主要任务是巩固海防,维护治安和剿匪,发展农业和渔业生产。1952年4月底,警备6团改编为山东省公安部队,移师济南四里山(英雄山)驻防。至此,海防大队编制撤销。

  为了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工作,1953年春,公安14师派公安武工队72人,由队长郭安邦带领,设防下洼、下、耿局、郭家局子,1954年调走,编入公安52团。1957年7月,公安52团改编为边防1团,边防1团2营的一个连驻防郭家局子,加强边防和内地的治安工作,1962年撤走。此后,郭家局子设边防哨所(后称边防派出所),哨所驻地在现郭局幼儿园处。1966年,在大院东北角修建了10余米高的岗楼,设固定瞭望观察哨,密切注意沿海动向。1975年海防渔业公社南迁至现址后,哨所迁至海防,仍称郭局边防派出所。

  驻郭家局子的部队在村庄西北部修筑靶台,建起射击靶场,经常组织战士们打靶,提高射击水平和军事素养。村东也修建了射击靶场,部队及边防战士和民兵在此打靶训练。

  国家在郭家局子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战略重心也逐步向经济建设转移。1952年春,山东农业建设第3师(简称“农建3师”)进驻郭家局子、新迁户(今新户东、西村)等村,开垦荒地,建设和保卫海防。驻郭家局子的战士们开挖水库,建窑厂烧砖,放羊牧马,屯垦兴农,发展生产。同时,协同郭家局子的驻军、机关、民兵和村级政权维护治安,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农建3师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亦兵亦农,劳武结合,和平时期的郭家局子形势一片大好,更加繁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根据形势需要,1953年1月22日,农建3师的将士们在当地群众的睡梦中一夜间撤离垦区,开赴朝鲜战场。

  1949年9月,郭家局子实际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进行,这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1953年春,土地改革宣告完成。农民的私有土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租佃。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沾化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

  1949年,郭家局子划分阶级成份,即根据当时的“土改”现状和需要,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5种成份,并将少数占有土地多者列为剥削者,其中划定地主2家。由于组织不力、程序不严、标准不一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在阶级成份划分上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错划成份的很多。有些本来家境并不富裕,土地也不多,但因得罪了人或在村里表现较活跃让人反感的,在划分成份时,遭到错划。成份划出后,那些被错划的地道农民感情大伤。

  1953年,按照上级指示,郭家局子对阶级成份划分工作进行了整改,将错划的予以纠正,将漏划的予以补救。

  土改和“文革”期间,地主们成为了专政对象,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经常被揪出来开批斗大会,受尽屈辱。“家庭出身”成为很长一段时期人们的身份标签,不管是上学、当兵还是招工,都是第一位的条件。地主富农抬不起头,“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个人失去人身和政治自由,子女受到牵连,上学的不得高考和被推荐,当兵过不了政审关,男子成不了家,女子嫁不到好人家。一直到1979年春,地主富农才得以平反,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

  土地改革时期,敌我斗争仍然尖锐,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民兵组织责任重大,白天参加生产劳动,夜间负责巡逻放哨。当时的郭家局子民兵组织配备有步枪、机枪,所配备武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周边的村庄。1953年,孔庆春因抓获一名盗割郭家局子驻军部队电话线的“反革命分子”,受到沾化县人民政府表彰,并奖励步枪一支。

  人民公社时期的郭局

  1958年9月,沾化县成立郭局人民公社。高级农业社成员下放到原初级社所在的生产队,郭局村成立南、中、北三个生产大队。同年12月,体制下放,南、中、北三个生产队分成五个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政策,同全国一样,郭局掀起了“大跃进”热潮,浮夸风盛行,粮食“亩产万斤”,同时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1961年,又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极缺,群众饿得皮包骨头,肚皮薄如纸片,几近透明,很多人躺下就爬不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1961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1959年,沾化县在郭局村北部建设国营郭局盐场,开挖盐池500市亩,设计年产原盐生产能力5000吨,1960年投产,当年生产原盐2000吨,1961年因风暴潮侵袭,盐场废弃。

  1963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呈现新的局面,郭局各生产大队的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生产力有所恢复,耕地开始得到利用。之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明确提出,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运动中,村里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事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出现了打人、捆绑罚跪、站砖批斗等极端现象,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1964年4月5~6日,郭局一带再次遭受大海潮侵袭,东北风11级,大潮两天一夜始落,商业和农业同时遭受重创,很多人搬回原籍,或到外乡投亲靠友,人口锐减。从此,郭局繁华不再,商铺所剩无几,经济逐渐萧条。1965年2月,沾化县设置郭局渔业公社,机关仍驻郭局。

  1966年5月,“文革”爆发。11月,郭局各生产大队分别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后改称“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生产停滞,斗私批修,斗地主,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社员们出工以敲钟为号,一律集体行动,但出工不出力。比如锄地,大家一起插锄,锄得快的到了地头就抽烟拉呱,一直等着锄得慢的赶上来,谁也不想多出一点儿力气,多干一点儿活儿。此时的农业生产就是大呼隆,社员们干起活来更是磨洋工。家家户户生活拮据,此间也出现社员夜间偷割集体庄稼,打场时私带粮食回家的情况。也有一些社员,偷偷摸摸地到海沟子里抡旋网打鱼,贴补生活。

  1968年,郭局渔业公社机关迁至湾湾沟海铺。次年3月更名为海防渔业公社。在郭局渔业公社成立的五年多时间里,郭局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农业种植仍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渔业捕捞只是少数人从事的副业,人们的日子依旧单调而贫穷。1969年4月,郭局五个生产大队合而为一,称郭局大队。1970年4月,郭局大队划归新户公社。同年5月,大队“革委会”活动停止,生产大队恢复工作。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郭局也不断探索和发展集体经济。期间,大队建设面粉厂、油坊、林场,开发苇场,购买拖拉机跑运输。有渔船的生产队从事海水捕捞,有的生产队组织社员钓蚬、照嘟噜子。生产队的大胶皮车在农闲时外出“拉脚”,往潍坊、胶东一带运送秫秸变卖,返回时买些价格略低于郭局当地的粮食等。即便如此,社员常年过的仍然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食不果腹的紧巴日子,地瓜干、胡萝卜、黄茎菜等代粮充饥,全庄农房没有一间瓦房,粮食亩产平均不足100斤,过着吃饭靠供应的生活。

  70年代初,胜利油田开始到郭局境内找油,汽车轰轰隆隆开进村庄周边荒地,一大帮孩子就追着找油队伍跑,汽车、钻机,什么都觉得新鲜。一根根钻杆直直地钻入地下,打出深洞,塞入连接着引线的炸药,人们远远地撤离现场,引爆炸药的一刹那,整个地面都在打颤。此后,油田在郭局村东北约1公里处、西北约3公里处、村南约3公里处分别打出油井。油田在郭局北部的油井作业时,在作业区四周筑起高高的堤坝,防止潮水侵袭。几年后,三口油井相继关停。改革开放后,油田又在村南苇场、北扬水站东北滩涂、村墓地处打出油井,但出油情况都不理想。

  1979年,沾化县下河公社拟在郭局村庄东北部建设盐场,下河公社的全体劳力(即劳动力,为青壮年)住进了郭局家家户户。他们修建土坝,围滩圈地,拦截湾湾沟河道。施工过程中,发生风暴潮,通过打桩、填埋草袋和荆条,甚至沉船,好不容易才筑起的湾湾沟拦河大坝被冲开,其他土方工程也大部被毁。从未见过这种阵势的下河人顿时惊惶失措,打起铺盖卷,推上手推车,匆匆忙忙跑回家。盐场建设工程半途而废。

  过去的农村,几乎每年的农闲时节都有“挑河工”(又称“出河工”、“上河工”)的任务。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劳力”们(年满18周岁即为劳力,郭局每个生产队根据自己队里青壮年的多少确定年龄上限,一般到45岁可不再出河工)在大队的组织下,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用生产队的大车,拉上柴草、粮食、锅碗瓢盆、小推车等,浩浩荡荡地到河工地点,分散居住在当地农户家里(称“房东”)。郭局参加的水利工程非常之多,有小清河、徒骇河、马颊河等清淤工程,也有马新河、沾利河、孤东水库等开挖工程。远的到无棣、广饶,近的在本公社内。为了提高效率,一般将工程平均分配到个人,有时一干就是整个冬天。在修建小坨村附近的“胜天水库”时,新户公社的领导喊出“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的口号,工期非常紧张。这些水利工程都是人力修建,全凭劳力们小车推、扁担挑,劳动强度非常大,可谓挑次河工扒层皮。群众生活好转后,很多人就不再出苦力,而是将自己的工程按土方量折价“卖掉”,即人们所说的“卖河工”。所谓卖河工,实际为花钱雇人干活。一直到2004年,新户乡在全区率先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简称“两工”),农民才不再挑河工。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搞勤工俭学。麦收时,学生们跟在割麦子的社员后面拾麦穗,实现“颗粒归仓”的目标。放了秋假(时有麦假、暑假、秋假、寒假等四个较大假期),学校按年级给学生们布置割烧草的任务,一般30~50斤,开学后过秤收取。有时学校还会统一组织学生们到湾湾沟、半截河等海沟子里抠嘟噜子,学生自带淡水和干粮,跑着去,跑着回,一去就是大半天。作为奖励,学校会给在勤工俭学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发放糖精、仁丹丸、作业本等。

  这个时期,郭局的土地开始变盐碱,慢慢地,村子周边的土地上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大片荒碱地里生长着郁郁葱葱的黄茎菜,秋后时一片紫红。黄茎菜与郭局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生活困难时期,它不仅是人们的救命“粮”,还给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每到秋后,郭局大队就将漫荒遍野的黄茎菜分配到生产队,生产队再按人口分到户里。人们将黄茎菜收割下来,运回村子周边的碱场地里晾晒,晒干后,用木棍、木杈扑打下菜籽,用筛子筛,箩筐箩,碾子碾,去皮,炒熟,经过一道道工序,压榨成黄莹莹的黄茎菜籽油,除少量自己食用外,大部分出售,收入很可观。同时,有的群众也会直接将扑打下的部分黄茎菜籽装入口袋,冬闲时拉到集市上变卖。

  郭局人所经历的公社化时期,是一个缺衣少食、积贫积弱的时代,生产条件极差,生活质量极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心里永久留下了深深的“贫穷”烙印。

  郭局20世纪40、50年代的繁华,在70、80年代还可见一斑。雨水冲刷过的土台子、沟帮、堤坝上可以很容易地捡到子弹头和铜钱,透过这些锈迹斑斑的物品,可以想象出郭局当年战事的紧张与经济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的郭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放置于国家各项事业改革之首,改革的重点是改变农业生产关系。这种改革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的农民“单干”,而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过去“一公二大”那种“大呼隆”“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孬一个样”的弊端中解脱出来。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郭局村的各项改革措施相继落实到位,土地按人口、级别均分到户,牛、羊及生产工具等其他生产资料也都按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分配。实行“包产到户”后,郭局群众的干劲空前高涨,多年未有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天天围着土地转,一度成为最初几年郭局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把已分得的耕地管好种好的同时,家家户户想着法子把角角落落的闲置土地开垦出来。种植的种类也多样化起来,就是在那时,郭局人几乎是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出来的黄澄澄的小米。也赶上老天帮忙,天时适农,风调雨顺,连续几年全村农业大丰收,郭局人居然靠自己的力量吃上了饱饭,囤里还有了满满的余粮。人们干的是农活,谈的是农事,与过去相比,劳动虽累却人人快乐。据调查,1980年后的几年,郭局全村年人均产粮800多斤,这个数字绝对是“前无古人”,从目前看也是“后无来者”。白白的面粉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替代了“棒子”面、高粱面窝窝头、饼子,成为家家户户的主食。

  1984年7月,恢复乡村建制,新户人民公社改称新户乡,郭局生产大队改为“村”,撤销原郭局生产大队管委会,建立“郭局村村民委员会”,这标志着农村改革的纵深推进和赋予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更大的自主权。10月份,采用选民直选的方法,郭局村完成第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

  随着土地盐碱化程度的加剧和沿海贝类的大量出产及海水养殖的逐步兴起,郭局村的农业种植在经历了实施责任制最初几年的辉煌后,迅速衰退而走上下坡路。

  1985年,郭局人开始全村参与赶海采捕白蛤、文蛤、海蛎子、沙蚕、海螺等,并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最高峰的1990年前后,赶海的人群声势浩大,每天颇像赶大集。以至于沾化县东北部、利津县北部和整个河口区的群众也都参与进来,赶地排车的,骑自行车的,每天不下三四千人,最多时上万人。郭局及附近村庄更是大人小孩齐上阵,几乎全村出动。半截河入海口的东帮、西帮(东岸、西岸),赶海人的自行车连成黑压压一片,蔚为壮观。潮间带的赶海场子里,你来我往,人声鼎沸。彼景彼情,成为郭局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随着资源的衰竭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进入21世纪后,赶海热逐渐消退。

  1980年“分产到户”后,群众个人开始置办渔船从事海水捕捞,主要是下须子网。1982年,宫怀义购得50马力渔船载人扒白蛤、文蛤等,并运输到莱州贩卖。1984年,宫怀义等8人合伙,时称“八大伙”,用50马力渔船从事机械采捕文蛤,收入颇丰,由此带动村民纷纷合伙购买大船,或在海防造船厂造船(又称“排船”)。1988年左右郭局渔船数量达到顶峰。后来人们形象地称这几年为“大跃进”,将这个时期造的渔船称为“跃进船”。全村渔船最多时近70只,船收河时,沾利河、北扬水站的河道里密密麻麻地停泊着郭局、海防及附近村庄的大小渔船,好不热闹。“靠海吃海”、“水中求财”,圆了农民的发财梦,郭局村也迅速成为河口区乃至东营市远近闻名的渔业专业村。

  随着万亩虾池开发的实施,郭局村的海水养殖业也开始兴起,特别是在河口区将开发的虾池移交给郭局村集体后,很多人开始从事滩涂养殖。浅海承包以后,村内的渔船数量大幅减少,更多的人将投资方向由浅海转向滩涂,郭局村的海水养殖业立时风生水起。昔日的盐碱滩很快成了抢手的“聚宝盆”,滩涂承包费也节节升高。养殖品种也从单一的东方对虾逐步向南美白对虾、斑节虾、文蛤、梭子蟹、鲈鱼等多个种类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近些年,群众基本上以养殖南美白对虾为主。

  80年代末,郭局村群众的生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年轻人开始购置摩托车,村民的穿着打扮也时尚了起来。群众的日子好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附近的一些商贩看到了这个商机,逢农历的一和六,一些常年赶太平集的商贩自发地来到郭局村。已无集市多年的郭局村,新的集市慢慢地赶了起来,集市上,肉、蛋、蔬菜、海产、百货、鞋帽、服装等商品一应俱全,郭局人的生产生活更加方便和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新时期,既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期,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的利益调整期。繁荣的经济活动,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由封闭转向开放,由保守转向进取,进而导致行为模式发生巨大变化。1999年至2009年,是郭局村历史上不平凡的十年,郭局村处在一个相对不稳定期。

  上世纪90年代末,新户乡提出实施“海上新户”发展思路,其中措施之一就是鼓励海上护养,即允许个人在办理相关手续后承包浅海从事贝类管护和养殖。1999年,郭局村有村民报告乡渔业办后,在村北半截河西侧用围网圈起几百亩浅海滩涂养殖杂色蛤。这让一部分人意识到抢占海域的紧迫性,跃跃欲试。不久,又有村民在经与渔业部门签订协议后亦开始进行贝类护养。其范围几乎覆盖整个郭局浅海海域,而且采用打木桩、抛石头的方法,阻止渔船等进行机械捕捞。当时,贝类资源虽大不如前,但仍是郭局的主要经济来源,特别是用“泵子”(一种简便的机械采捕工具,其效率数倍于人工,时全村60只左右)采捕占很大比例。这样一来,“浅海护养”触及到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村民意见很大。而时村“两委”没能及时解决。

  8月,70多名郭局村民到省政府反映问题和诉求。省信访部门要求当地政府予以解决。对此,市区乡各级都高度重视,新户乡乡长立即率人进村展开调查处理,区政府一名副区长亲自带领区乡干部和村民一同坐着三轮车驱车10公里来到海岸线,再徒步涉水3公里到护养现场查看情况。最终,区乡一致决定,解除浅海护养协议,允许村民自由采捕。

  村民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十分满意,进而提出“全体村民集体护养”的要求,因受当时政策所限,没能办下集体护养手续。

  10月,部分选民提出“罢免现任村委会”的申请。区乡成立联合工作组,于11月初进驻郭局村,罢免程序随之启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召开罢免大会,原村委会成员有的自动辞职、有的被罢免、有的保留。2000年1月初,召开村民委员会补选大会,选出新村委会成员4名。

  新村委会选出后,继续办理“全民护养”手续。因受政策制约(不允许村集体护养,个人护养面积不得超过3000亩),村里以4名村民的个人名义办理了承包合同,2000年初,开始了实际的村集体护养,护养面积共9200亩。村委会建立由10多名村民组成的管护队伍,配备船只、器械负责所包海域的保卫工作,村民如先前一样自由采捕文蛤。2005年开始,将海域承包给个人,村里收取承包费,村民在与承包人达成协议后给其打工。这种管理模式一直持续至现在,承包费连同其他滩涂承包费一起,大部平均分给每一名村民。

  2000年前后,当地盐碱地开发进入高潮,许多本村人员和外地客商纷纷承包土地进行海水养殖。2000年夏,村里在未经大多数村民允许的情况下签下合同,将村北12000多亩滩涂先后承包给个人并实施开发工程,其间还与村民发生冲突。又导致150多名群众集体到省上访。根据实际情况,上级积极协调引导村民走依法解决的路子。2000年9月,选民提出罢免新任村委会成员要求,为避免内耗,乡政府依法停止村委会工作并成立由村民推选的5人工作组,代行村委会职责。村聘请济南某律师事务所肖姓律师全权代理与土地承包人打官司。案子由东营市人民法院立案,河口区法院审理,期间,一波三折,发生数次村民集体到市、区党政机关和法院反应诉求等问题。

  最终,郭局村民赢得官司,法院判决:村北12000亩土地承包合同废除,土地收回。

  2004年,村委会换届,选出新的村民委员会。仅仅不到3个月,选民再次提出“罢免”要求,并启动罢免程序,因新任村主任主动辞职,程序中止。

  2008年,村委会再次换届。2009年,村民启动罢免程序,召开大会,村主任被罢免。随即,召开补选大会,选出新的村委会主任。2009年后,郭局村逐步走向稳定。尽管2014年曾发生部分村民与春兴盐场因虾池承包问题的矛盾冲突,但在区镇政府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郭局进入稳定发展期。(1999-2009年,发生的许多事对郭局影响深远,漠视和回避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在此只做客观记述,以还原实际。至于功过是非,在时过多年,尘埃落定的今天自有公论。但必须明确,集体越级上访为法律所不允许,群众诉求可以通过正常渠道逐级反映或依法解决。)

  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郭家局子党支部”

  1941年11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沾(化)阳(信)无(棣)三边区大后方,委派下辖直属团共产党员张路南、陈诚一便装进入郭家局子,通过深入观察了解,秘密发展郭家局子酒坊工人蒋述岐、孙金亮、张树和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2月,建立党支部,名为郭家局子党支部。是为现河口境内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郭家局子因此在河口革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家局子党支部由三人组成,蒋述岐任党支部书记,孙金亮、张树和任支部委员,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党支部成立初,在第三旅指导下开展工作。1942年1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在郭家局子设立海上工作委员会(简称海上工委)和海防办事处(均为县级单位),郭家局子党支部受海上工委直接领导。1945年12月,党支部进行调整,徐怀村任党支部书记,孙金亮与另一名同志任委员。1946年春海上工委撤销,郭家局子并入沾化七区,村党支部属七区区委领导。1948年3月,郭局一带划归新建立的海滨县,郭家局子属海滨县郭局区。1950年海滨县撤销,郭家局子划属沾化县第七区(太平区,后改为第十区,1956年5月再改为七区);同年12月,郭局村党支部随村庄分治成为南、中、北三个支部,刘俊青、刘佑三、王长海分别任南、中、北村(农业社)党支部书记。1957年12月,沾化县撤区并乡,郭家局子村隶属郭局乡,村党支部受郭局乡党委领导。1958年9月,沾化县合并小乡成立人民公社,郭家局子村农业社改称郭局生产大队;同年12月,郭局村原3个生产大队划分为 5个生产大队,均隶属沾化县郭局人民公社,郭家局子党支部亦随生产大队分建5个,同时,改称郭局生产大队党支部,李平安、蒋述歧、李玉山、王长海、崔振增分别任一至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1969年4月,郭局5个生产大队再合并为1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亦重新整合为1个党支部,李玉山任党支部书记,刘焕亮、王长海任支部委员。由此到1984年,刘宝荣、刘焕亮、张玉歧、孙宝元、刘焕亮(再)先后任“郭局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1983年10月东营市成立,并设置河口区)。1984年,人民公社撤销并改乡,郭局生产大队改称郭局村,党支部更名为“东营市河口区新户乡郭局村党支部”,时任党支部书记是刘焕亮(由原大队支部书记延续而来),归属新户乡党委领导。从此至2016年,朱洪昌、王金平、商建国、陈建国、朱广昌、王长义、王良、王长义(再)、李宝祥等先后任郭局村党支部书记(期间,2010年5月,新户乡与太平乡合并成立新户镇,“郭局村党支部”改为“中共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郭局村支部委员会”,属中共河口区新户镇党委领导)。2015年,郭局村共有中共党员27名。党支部书记李宝祥,支部委员朱广昌、马良。

  1922年始,郭局村现辖地内有垦荒者入居。因当时此地为黄河新淤成不久,土地宽漫肥沃,无人管理,最早入住者中具实力的即大片圈占,后涌入者或租地耕种,或靠拾荒谋生,诸多不安定因素相伴滋生。为防盗窃,势力强者遂自设防卫机构,时称“局子”。

  郭家局子  

  20世纪20年代初,由当时郭家局子圈地大户郭光千(原籍无棣)设立,招用20余人,配有大刀、长梭、猎枪、汉阳造等,负责看护郭姓家院和田间巡逻保卫。“封建地主也各养兵,多少不等,养兵最多最集中的有李果家李殿奎、李玉文,大王家王怀芬,下河王维亮,下郭树春,耿家局子耿子然,郭家局子郭光千,打磨李村鲍凤来等各养兵20人至30人不等,……均以民团为名组织武装”,“养兵少者几十人,多者100余人”(1958年沾化县兵役局《战资调查编写》)。1929年9月,民国沾化县政府“令各里各成保卫团一处,东部(富国以东)民团改组为保卫团”,此后,郭家局子郭光千的武装改为保卫团。1938年,因大海潮侵袭郭家局子等地,庄稼被淹没,耕地无法耕种,绝大多数人回迁原籍,郭家局子解散。

  劳家局子 

  20世纪20年代初,由落居当地的阳信县劳店乡劳辞长出资设立,招用10人左右。护卫人员职责、配置与郭家局子大同小异,后亦被改为保卫团。1938年大海潮将劳家局子一带夷为平地,劳家局子不复存在。

  轶事传说

  大湾和小湾

  早年间的黄河“十年一改道,尾巴四处摇”,洪水灾害频繁发生。

  有一年,黄河决堤,洪水横流,千里泽国,郭局一带洪水泛滥,水势汤汤,淹没了庄稼,吞没了道路,人们出不得门,下不了地,干不成活。家家户户的柴草全部浸泡在水中,湿漉漉的,一天都晒不干一抱草,生火做饭一下子成了大问题。几天下来,水势始终不见小,老百姓们苦不堪言。每天天一放亮,一筹莫展的人们就站在门口查看水情,盼望着洪水早日退去。

  忽一日,渤海上空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海浪翻滚,一股潮水在郭局村东自北向南汹涌而来。郭局本是海潮频发之地,已被洪水浸泡多日,而今又来海水,群众一时惊惶失措,叫苦连天。正当人们捶胸顿足之际,忽见在村子东北方向的那股潮水当中出现了一座小山,定睛看时,小山在动,往村庄的方向慢慢移动。惊异的人们立即睁大了眼睛,极目远眺,一睹究竟。小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原来是一只大海龟。

  大海龟趴俯在水中,四条粗壮的大腿扒着身下的泥土,慢慢地向前挪动,笨重的身躯后面留下一条深而宽阔的大沟。大海龟困倦了,在村子的东南方向停下来,用四条腿刨拉刨拉身子下面的泥土,冲着西南方向伸了伸脖子,紧贴着地面摆了摆头,顿时泥土飞溅。大海龟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匐下身子垂下头,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大海龟先是向南,转而向西,身子经过睡觉时头部所处之地,然后继续向南游去。

  大海龟走过后,洪水顺着它身后留下的大沟流向渤海,很快就退了下去。诧异的人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大海龟是一只神龟,是专门来拯救大家的。

  欢欣雀跃的人们走出家门,看到神龟小憩的地方留下了两个坑。身子所在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五六亩的大坑,头部所在的地方是个二三亩的小坑,两坑之间相距二百来米,一条孤形的沟将两个坑连在一起。大坑深一些,小坑略浅一些。

  神龟过后留下的深沟就是东河沟,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坑,边上浅,里面深,水势浩荡,常年不断,村子里的人就给它们取了名字,大的叫大湾(wàn),小的叫小湾(wàn)。

  人们对大、小湾充满了神秘感,说湾里面有神灵之气,所以没人敢接近,倒是疯跑的牲畜不以为然。一头骡子跑到大湾里淹死了,不久一口猪又跑到大湾里淹死了。人们议论纷纷,说是神灵索要供食。后来,郭局来了人民军队,驻扎在村子里的部队领导不信这个邪,带着几名战士向大湾里扔了两颗手榴弹,激起水柱冲天,从此湾里再没淹死过牲灵。

  慢慢地,人们对大、小湾不再恐惧,开始有人在湾边上钓鱼,继而有人围着湾沿撒网捕鱼,后来就有人直接下水了。一天天,一年年,越来越多的人到湾里寻找各自的欢乐,逐渐地,两个湾成了村里男女老少夏天洗澡纳凉的地方,男人们在大湾,女人们在小湾。大人们在深水区,天南海北地谈论着知道的不知道的和高兴的不高兴的事情,享受着湾水的清凉,畅想着丰收的年景。孩子们在浅水区打着“嘭嘭”,扎着“猛子”,追逐嬉戏着,一不小心侵犯到大人们的领地,立刻招来一顿呵斥。

  夏季的晚上,这儿最热闹,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地过来,脱光了衣服在水里扑腾,蛤蟆讲湾一般,大、小湾的欢笑声嘈杂相闻,不绝于耳,却是相互看不到对方。

  《新户镇志》记载,“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郭局村东500米处地面下沉,并出现长1500米、宽34厘米裂缝及若干喷沙口。”下沉的地方就是大湾附近,裂缝在大湾的西岸南北延伸。也就是从这次地震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大湾变得越来越浅。上世纪80年代末,大湾已经很浅,东河沟也几近淤平,但时不时还是有海水进来,潺潺淙淙。稀疏的芦苇和黄茎菜在微风里摇曳,只剩下几片泛黄的叶子。浅浅的水底里偶然有几条狗杠鱼贴着地面快速游过,搅动得水面晕出一道水墨的线。

  大湾从来没有干涸过,即使后来人们在东河沟的下游修筑了防潮大坝,将东河沟拦腰截断阻止了海潮,即使在非常干旱的年月里,它都从没干涸过。现今的大湾连同一大段东河沟已整理得长长方方的,养起了鱼虾,大湾的具体位置已经很难找到。

  骆驼寺和三眼井

  相传汉唐时期,郭局一带方圆百里是一片浅海滩涂,洚河自远方而来,在现今的郭局村庄以南入海。大地上长满了荆条芦苇海葚子棵,荆条长成了树,芦苇杆子有手指头粗细,成片成片的海葚子棵见缝插针,铺满荆条丛下芦苇荡边,狐狸野兔出没,大雁天鹅云集,到处一片生机盎然。河海交汇之处鱼虾成群,潮起潮落之际鳞光闪闪,渐渐吸引外地人来此搭几间地屋子耕种劳作、赶海牧渔,来人越聚越多,慢慢有人在此定居。至北宋年间,打鱼的、经商的比比皆是,朝廷也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派要员来此开发盐场,经营盐务,此地慢慢成为朝廷的盐业生产重地。后又在靠洚河入海口建成深水码头,海运的可达朝鲜、日本,河运的可抵定陶、高唐、济州、沧州,陆运更是四通八达。一时间樯飞楫跃、车水马龙,一座座青楼歌馆、酒家客栈、钱庄当铺拔地而起,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大洋铺的繁华就此形成。词人柳永慕名而来,徜游于青楼歌馆之中,整天与歌伎们漫舞赋乐,把盏言欢,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好不风流快活,直至贫困僚倒,仍不忘“长天净,洚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在利津县薄家庄决口,脱缰的洪水面目狰狞,咆哮大怒,一改往昔母亲河的温和美丽,倾泄而下,肆虐的洪水无情地吞没了良田房舍,冲毁了楼堂亭榭,将这儿冲刷得一片狼藉。又经数年,洚河淤闭,蜿蜒万里的黄河从这里新辟河道入海,入海口处从黄土高原而来的淤沙越积越多,曾经沧海难为水,而今滩涂变桑田,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给这儿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这儿带来了无尽的灵气,随着这条母亲河潺潺流淌生生不息,历史的车轮滚滚继续向前,斗转星移,新淤地上有了人烟。

  清末,有一高僧和一小沙弥师徒二人牵着一头骆驼打西域云游至此,看此处地肥草旺,风调雨顺,民风淳朴,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派其乐融融,安定祥和,视为风水宝地,便在溪水潺潺的小河西岸选了一块高地,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起一个两进两出的寺院。前排房子分了多间,是僧人过堂起居之所,后排房子是一间大厅,是其朝课暮诵参禅打坐之处,供奉着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两排房子的中间是宽阔的天井,既是平常活动的场所,也是骆驼的安身之地。

  师徒二人开了三五亩田园,种了高粱玉米瓜果蔬菜之类,也时常到荒地里采一些马扎菜、老鸹瓢、老牛舌头、苍耳、蒿苗子、蒲棒槌之类的东西,阴晾干了,配入中药,给百姓治一些常见病症,从来不收一文钱。

  民国初,某年秋,淫雨霏霏,经月不停。忽一日,有病人来寺院求医,身上盖着好几层棉被还冷得打哆嗦,面色发灰,寒战不断,不到一个时辰,却又热得扒光了衣服,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上吐下泻,如此反复折腾。经过僧人诊断,说是“打摆子”的症状,得及时医治,耽搁了会死人。恰又赶上得病者一天天增多,甚至有的人出现了昏厥。师徒二人牵了骆驼,驼着药箱走街串户,与村里郎中一道,给人药方,教人自救,历经半月余,终于全部治愈。

  寺院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求医问药,见其骆驼,就管寺院叫做驼庙,善男信女往来者众,香火日益旺了起来。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越明年,经春至夏,天一直无雨,黄河断了流,水库见了底,庄稼地不再是绿色,大风起处,暴土扬场,天地一片黄灰,人畜吃水成为困难,人们在水库和河沟的底部挖了大坑,虽有水淋出,却是苦兮兮的河水海水勾兑的一般,牲畜都无法下咽,一时间老百姓哭号连天。僧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叫徒弟牵了骆驼,自远方运水,然后在寺院里施舍给百姓。

  骆驼日夜不停,忽有一日,骆驼趴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任凭师徒二人拉拽抽打。僧人知道骆驼累病了,便配了中药熬成汤汁给它灌服,却如何不肯喝,拿了粮食来喂也是不肯吃。师徒二人哭了,骆驼也流下了眼泪。是天深夜,忽然狂风大作,师徒二人急忙起床收拾天井里的东西,却发现少了骆驼,出门去找,风中裹着的沙尘使人睁不开眼睛。僧人叫徒弟到村里叫人,小沙弥一路找到村里,叫了相熟的人,相熟的人又叫了众人分头去找。一拨人寻至驼庙以东,忽然风停了,浮尘散尽,不远处骆驼跪卧在地上,人们急急地跑过去,却见骆驼在相隔一二十米的地方扒了三个坑,成“品”字形摆布。看骆驼,它已经没了气息。人们拿了绳索木棒,把一直保持着跪卧姿势的骆驼抬了回去,放至到驼庙天井里。

  动都不能动弹一下的骆驼为何忽然跑了出去?为何在地上扒了三个坑?为何一直跪卧?人们对它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僧人闭目沉思良久,抬手指一指骆驼逝去的方向,道一声“阿弥陀佛”,让人们到三个坑处去挖。村里人拿了铁锨大镐等工具挖了起来,二三米下去,坑底冒出水来,汩汩地不断,掬起来一尝,居然清洌甘甜,且源源流长,总也舀不尽,淘不干。

  三口井就是三眼井,人们为了纪念死去依然跪卧的骆驼,感恩给人们带来三口水井的骆驼,就管驼庙叫做卧驼寺,后来人们又习惯称它为骆驼寺。

  

  郭局一带的海沟河汊里最不缺的是蚬,又大又肥。当潮水退到最少的时候,沟帮上会露出密密麻麻的小眼儿,小眼儿的下面就是蚬。沟底的水浅到不及小孩子的腰深时,用脚在淤泥里踩,一个硬泥疙瘩底下保准有一个水汪汪的蚬。

  蚬属于贝类,样子很特别,两片长扁形的硬壳包裹着状如人形的肉,肥肥嫩嫩的,小头,丰满且长的身子,白白的肚皮,两条细短的腿,带有褶皱的褐色的裙摆。

  相传,蚬是人变的,所以像人。

  古时候,有一家人居家过日子,父亲是个智者,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生了个儿子却是极难管教,是个让他上东偏上西,让他打狗偏撵鸡的主,从不按常规出牌,总是反着来事。智者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要麻”。“要麻”是郭局一带的方言,有性格古怪倔强、脾气飘忽不定、难琢磨的意思,也足见这儿子是多么不让大人省心。

  多年后,智者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把儿子叫到身边,对儿子说:“我老了,快死了,我死了后,你用不着给我穿衣服,也不用棺材,用两块木板子裹上,头朝下,把我扔到北边的大海里。”

  本来,智者看好了南边的高岗是块风水宝地,自己葬在那儿,三天后就会化腐朽为神奇,得道成仙。因为儿子办事好反着来,所以他就反着说,说不定儿子正好用一副上好的棺木装殓了,把他埋到高岗之上。

  不久,智者果然去世了,儿子想起了老父亲生前说的话,就想把他厚葬到高岗上去。后来一想,不行,自己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听过父亲的话,都是和父亲反着来,现在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都是死了的人了,就听他一回吧,遂父亲一次心愿。儿子找来两块长木板,按父亲的嘱托一一照办妥当了,把智者头朝下扔进了北边的大海里。智者的肉身慢慢地沉到了泥沙中,三天后,智者没能成“仙”,肉身反而成了“蚬”的样子。后人仍称之为“xiān”,只不过由“仙”字变成了“蚬”字。

  从此,在郭局一带,一提到“蚬”,人们会说,“噢!你说的是要麻他爹。”

  海神娘娘送灯

  很久很久以前,郭局一带最早形成的“村落”是半截河码头,零零散散地住着十来户人家。

  有一户张姓人家,夫妻二人和三个儿子,一家人以赶海为生,虽吃喝不愁,但日子过得还是有点儿拮据。男主人每每看到河里停泊或进出的渔船,脚步就挪不动,羡慕得不得了,心里老想,自己要是拥有一只渔船,就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赶海,也能到深水去捕鱼虾了。于是他下定决心造一只自己的渔船,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老婆和孩子都很支持他。

  这家人没白没黑地劳作,省吃俭用,拼命攒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载光景,终于攒够了钱。他们请来师傅,买来木板,造了一只船。因船型有点像勺子,故取名“北斗勺”,寓意像北斗星那样永不迷失方向。从此,一家人以船为家,只有冬天才回到码头过冬。

  渔船上的生活一直平安幸福。多年后,男主人老了,不能再出海捕鱼,就把船交给了三个儿子,自己和老伴住在码头上。又过了几年,老夫妻双双离开了人世,三个儿子依旧驾驶着渔船出海。

  有一年夏天,哥仨已经在海上待了好多天。出海的这些天里,天空万里无云,海面平得像镜子,每天捕到的鱼虾也多得出奇。自他们造了这只船以来,像这样的好天气和这样的好收获还是头一次。他们盘算着第二天就收网回家,船上的鱼虾快装不下了。

  太阳刚一下山,劳累了一天的哥仨就睡下了。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传来了“哐、哐、哐”的砸船声,哥仨同时被惊醒,匆匆忙忙爬出船舱。砸船声消失了,哥仨四处查看了下,什么也没有,海面仍然很静,只是天空的月亮和星星不见了。哥仨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面面相觑。

  他们又回到舱里。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哥仨很快又进入了梦乡。睡梦中,他们仿佛听到老父亲在厉声喊骂:“你们三个不成用的东西还不起来,马上进河回家,暴风雨就要来了,你们想把我的船沉入大海吗?”哥仨惊出浑身冷汗,懵懵懂懂坐了起来。父亲已去世多年了,怎能是父亲呢?他们再也没了睡意,穿好衣服,出得船舱一看,哥仨顿时傻眼了。天空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闷得透不过气,凭着多年的使船经验,他们知道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船在海上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特别是晚上,看不到任何参照物,仅靠罗盘很难找到河门在哪儿,找不到河门就收不了河,收不了河就无法躲避暴风雨,这可如何是好?哥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不知所措之际,远远的天空中有一个亮光缓缓地向着渔船飘来,越来越近,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空中停住了——是一盏灯。

  “我们有救了!”哥仨激动地跳了起来。父亲在的时候,曾经多次对他们讲过海神娘娘送灯的故事,哥仨一直以为只是个传说,压根不相信是真事,没想到不当真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地让自己遇上了。哥仨齐刷刷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立刻起锚升帆,向着灯光驶去,无论船行得快还是慢,那盏灯始终与船保持同样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船很快顺利地找到了河门,进了河,找了个能避风的地方下了锚,落了帆。刚刚收拾停当,一道闪电撕裂了黑漆漆的夜空,一声霹雷仿佛在耳边炸响,大风“呼呼”地刮了起来,并夹杂着黄豆粒般大雨点。风越刮越大,足有十多级;雨越下越紧,雨点打在船上“啪啪”地响。

  第二天,哥仨醒来时,风停了,雨住了,太阳已经很高。他们打起锚,把船驶向码头,将满满的一船鱼虾卸下,卖了个好价钱。

  上岸后,他们听码头上的人说起夜里的风暴。人们说,出海的船十有八九没能收河,估计要死不少人。哥仨暗自庆幸。

  张姓兄弟遇到的是海神娘娘判送的“引路灯”。

  海神娘娘有时也会送“平安灯”,郭局第一生产队叫“蛤蟆”的渔船就曾遇到过。

  据当年在“蛤蟆”上使船的人说,他们出海的那天天气特别好,傍晚就在海里下了锚。半夜时分,风雨大作,“蛤蟆”像簸箕般在海面上前晃了后晃,左颠了右颠,浪头起来有五六米高,船员们吓得脸色苍白,浑身筛糠,有的都哭出了声。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远处忽然出现了一盏灯,风雨虽然很大,但是灯火却看得清清楚楚。只见这盏灯由远及近慢慢飘来,稳稳地落在船桅杆的“神水”(桅杆上的一根横木棍)上。船员们全神贯注地看着,忘记了害怕,老船长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声喊着:“我们有救了,我们平安了,海神娘娘给我们送来了平安!”果不其然,自从灯落在神水上后,船立马安静下来,无论风多大,浪多高,“蛤蟆”真的像一只蛤蟆悠闲地浮在海面上,“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老船长磕了三个响头,带着大家回到舱里,安心地睡下了。

  关于海神娘娘的传说还有很多很多,海神娘娘已深入每一个老渔民的心中,也有人称其为“渤海娘娘”,还有的叫“泰山奶奶”,但更多的郭局老船家习惯称“海神娘娘”。

  “娘娘送灯”亦称“娘娘挂灯”,娘娘,即今日仍香火旺盛的海神妈祖。在闽浙一带及东南亚,关于妈祖的传说最为广泛。北方则称为海神娘娘。灾难降临时,海面若有一盏红灯出现,船跟着灯走,便会脱离险境,这就是渤海、黄海一带关于娘娘送(挂)灯的神奇传说。

(责任编辑:侯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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